有道是,钱难赚,情难还,人在中间更难做。
1988年夏天,越前乡小王村“方台”上,王国平正又一次面临人情的拷问。此刻的他,双手不停地来回搓著,脸上满是尷尬。
“国平,你就不要为难老兄弟了。从小光著腚一块长起来,我知道你难,也不愿意催你。可为了这八百的承包费,我家门槛子都快让人家踏破了。”
村里的小包工头孙大脑袋撮著牙花子,看著王国平,语气中是要债的不耐烦。
国平端起茶壶,往碗里又续了茶,他没好意思抬头看孙大脑袋,沉声说道:
“军哥,你再宽限我两天,有钱了我直接送到你家里,不用你再往这里跑。”
“这话你、还有玉梅,都说了多少遍了,我来你就说等两天,你自个算算几个两天了。我能宽限你,但手底下那帮人宽限不了我啊。我咋个跟人家说?”
“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,不用你催,我准给你。”
“行吧,丑话我可说到前头,你要再不给我,我可把你院里这些砖拉走顶帐!”
说罢,孙大脑袋喝完茶碗里的水,站起身来,衝著国平摆摆手,身影融入夜色中。
国平回到屋里,又坐到了椅子上,脑袋一阵阵发蒙。
他知道孙大脑袋也是被逼的没办法了,乡里乡亲的,谁愿意说狠话、得罪人,可谁让国平欠人家承包费大半年了呢。
为了盖这三间瓦房,王国平、马玉梅小两口把七大姑、八大姨能借的都借了,好不容易盖起了房子,可也欠了三千多元的外债。
在那个人均每月四五十元收入的80年代末,这是一笔巨款。
还债成为国平最紧迫的任务。
可用啥来还?
靠著自己每个月三十来块钱的工资,靠玉梅没日没夜给人家做衣服、编苇帘赚的二十来块手艺费。
想到这些,国平內心產生了一丝绝望,不行,不能这样,辞职做生意的念头再一次不可避免地从他脑海中冒出来。
忽然,摆钟“鐺”的响了一声,国平抬起头一看,9点了。这个时候的农村,晚上没啥娱乐项目,大多数人家到这个点该上床睡觉了。
国平连忙起身,他得把玉梅叫...